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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國醫生》:真實地展現醫患關系

時間:2020年02月23日 18:04

來源:未知作者:admin

  《中國醫生》

  真實地展現醫患關系

  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/古欣

  發于2020.2.24總第936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
  南京鼓樓醫院的徐曄醫生火了,因為一檔叫《中國醫生》的紀錄片,他的微博新增了二十多萬粉絲,被網友驚呼“真人版江直樹”。帥帥的徐曄,一路學霸的魏嘉,又兇又萌的王軍,入世的修行者朱良付,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三甲醫院的醫生,也是《中國醫生》跟蹤拍攝的對象。

  原本,這是一部小眾的紀錄片,去年曾經在央視播出過,但不久前登陸愛奇藝平臺后,在疫情的背景下,這部聚焦醫生群體的片子變得備受關注。在紀錄片類別中,關注度穩居第一,相關話題的討論在微博上超過億次。

  這兩年,醫療題材的紀錄片和電視劇、電影十分火熱。這些作品大多注重挖掘題材的社會性,所以關注度比較高。“能不能有個片子是從醫生的角度去看?”抱著這樣的思路,《健康報》社發起“醫心”項目,顧名思義,要呈現醫生的內心世界。這就是后來的《中國醫生》。

  《健康報》社找來了經驗豐富的張建珍出任紀錄片的總導演。張建珍此前拍攝過醫療類題材紀實真人秀,對醫療領域有積累,對醫生職業也有感悟。2008年到2009年,家里的兩位老人雙雙因癌癥入院,張建珍在醫院陪了一年。那段時間,家屬心理的煎熬和對醫生的依賴,張建珍都體會到了,她和年輕的住院醫生成為朋友,對他們生出理解與認同。

  張建珍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。她給拍攝定下了“不要刻意表現沖突”“不歌頌不夸飾”的調子。希望能夠借此真實地展現中國的醫患關系。

  醫生的成長

  開拍前,張建珍帶領團隊在六家醫院開展前期調研,與每家醫院開出的醫生名單一一談話,從二三十位醫生中挑選三四位拍攝對象。

  張征是紀錄片的執行導演,他負責在南京鼓樓醫院定點拍攝,醫院推薦了兩位醫學大拿,婦產科的胡婭莉和骨科主任邱勇。

  胡婭莉今年61歲,已經退休,但還是習慣每天去科里轉一轉。能做一點就做一點,是這位退休婦產科主任的樸素想法。挑中胡婭莉做故事的主角,是因為張征和她第一次交談,胡婭莉哭了。張征感覺這位醫生有很多感情,講起很多事情時情緒都會跟著故事走,符合紀錄片所需要的性格鮮明的人物。

  作為醫生,胡婭莉非常專業,也有其強悍的一面,但執行導演張征努力捕捉到了胡婭莉溫情的一面。一對夫妻從南通找到胡婭莉,為給已經被縣醫院判了死刑的胎兒尋找救命機會。胡婭莉找來很多專家聯合會診,希望能幫助這位好不容易懷上孕的母親保住胎兒。一度似乎出現一絲希望,但隨著胎兒發育惡化,這對夫婦最終不得不決定終止妊娠。胡婭莉將這個消息告訴這對夫婦時,妻子頓時淚流不止,胡婭莉手拿著紙巾遞給她,臉卻背過去。她不愿流淚的樣子被患者看見,也不愿面對鏡頭。

  在鼓樓醫院,張征跟許多醫學大咖打過交道,像胡婭莉這樣流露情緒的是少數,更多的大牛醫生習慣于表現得淡定。骨科主任邱勇是法國科學院院士。張征跟拍邱勇時,發現邱勇記不住病人的臉,但只要看到病人的片子,邱勇就能立刻認出這患者是誰,也能記住之前的治療過程。“他們為什么會很鎮定,很從容,都記不住病人長相?他們剛剛開始工作時肯定不是這樣的。”張征產生了好奇,他想,只有去拍年輕醫生,才能還原每個醫生成長到今天的路徑和軌跡,揭開醫生內心的波瀾。

  抱著這樣的想法,張征開始在鼓樓醫院里尋找拍攝對象,剛剛從醫兩年的燒傷科醫生徐曄進入他的視野。張征第一次接觸徐曄時,對方正忙著護理病人。徐曄經手的是燒傷科當年收進的最大的一起病例。病人是鋼廠的技術員,被鋼水濺到,全身燒傷面積百分之九十五。為了治病,家里已經花了一百多萬。病人的兒子即將結婚,鋼廠的老板找他談話,告訴他廠里還能出幾十萬,這個錢是繼續治還是留作別用,自己考慮。

  徐曄沒有想到家屬會放棄治療,但年紀更大的張征卻預見了。重度燒傷的病人需要多次植皮手術和長久的術后護理,沒有一兩百萬是治不好的,一般家庭想要拿出這些錢很困難。

  徐曄的形象、性格和正在處理的事情對他內心的沖擊,讓張征決定鎖定這個醫生。不久,張征接到燒傷科的電話,有個六十歲老人送來,老人的雙手亟須植皮手術,如果不手術,創口無法閉合,感染和死亡近在眼前。

  徐曄一面勸老人的兒子兒媳不要放棄,一面向院里爭取到兩萬塊的救助基金,然而對于農村家庭,這些努力都敵不過巨大的治療費用帶來的壓力。故事再一次以家屬放棄治療結尾了。這一次,病人選擇不辭而別。張征得到通知時,徐曄正在做手術,不想錯過徐曄第一時間的反應,他帶著團隊趕到手術室門口,等徐曄一起去病房。于是就出現了紀錄片里的一幕。空蕩蕩的病床前,徐曄沉默又失落,一只手無意識地拍打著病床的欄桿。

  “人生本來就是一場修行,更何況是醫生呢?你的極限每一次被抬高了一點。為什么有的人說醫生看起來很冷酷?不是冷酷,是冷靜,因為你現在這種情況他早就見過無數次了。”張征把徐曄的一段話剪進這一幕。

  片子記錄了徐曄最后一次與病人的兒子談話的場景,對方告訴徐曄,自己還有一個小廠,但賣掉就虧大了。像徐曄一樣,張征也經歷內心的糾結,他曾猶豫要不要把這段放到片子里。他清楚一旦播出,這句話很可能淪為被指責的把柄。

  最后,張征決定保留這句話。紀錄片播出了,一些彈幕罵這個兒子,盡管他已經為救治父親花了二十萬,并負上債務。無論是徐曄、張征,還是總導演張建珍,都感覺自己沒有資格去評價。這樣的生死糾結和人性權衡,是《中國醫生》里另一個拍攝對象——急診科主任王軍每天都要面對的。

  抉擇與信念

  張征第一次見王軍,留下兩個印象,一是這個醫生說話很快,二是王軍的口頭禪“我說的話你聽懂沒有?”這句話,接受采訪時王軍反復說了有十幾遍。

  跟拍王軍后,張征開始明白這個醫生為什么總是這么急。周末,大部分醫院的門診關門,病人全部涌進急診,平時兩三百人,到了周末能有五六百個病人。王軍是核心調度。張征特地選周六人比較多的一天,計劃先拍一些輕癥病人,再蹲守重癥,沒想到開拍當天,急診室就陸續送來了很多重癥,他們只用了一天就超額完成了任務。

  從早上開始,王軍的手機響個不停,心臟驟停、腎臟衰竭、呼吸衰竭的病人不斷地送來,他指揮著上呼吸機、心肺復蘇、插管,聯系別的科室的醫生會診,還需要幫病人協調緊張的床位。

  急診醫生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緊迫的時間里,讓病人和家屬充分理解醫生的想法和判斷,妥善地處理跟病人的關系,再溝通規避掉后續糾紛的風險。而家屬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做出重大抉擇,開刀或是保守治療。

  當兩個選擇都不好,尤其是當病人家庭里有不同聲音,擔心擔責任或者事后埋怨時,選擇常常做不出來。但不管是拖延不得的病情,還是現實當中緊張的醫療資源,都容不得家屬猶豫太久。

  紀錄片里一個患晚期心衰的腸梗阻病人正是這樣的處境:要活命必須立刻手術解決梗阻,但病人的心臟狀況已經極其糟糕,很可能撐不過手術麻醉,換句話,結果很可能是人財兩空。

  王軍出馬前,急診科醫生邵翔已經跟家屬談了很久,無果,只能搬來王軍當救兵。與溫和而有所保留的邵翔不同,王軍措辭直白,三言兩語,家屬立刻做了決定。

  急診科主任和其他醫生最大的區別是,別的醫生可以專注于疾病的治療,而急診科醫生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花在跟家屬溝通上面。這在張征看來是一份更難的工作,其他科室可以針對病例說病例,但在急診科,醫生和患者的每一次溝通,某句話,某個語氣,某個眼神不對都可能引起糾紛。“如履薄冰”,張征用這四個字形容。

  張征跟許多急診科醫生聊過,他們都說,醫生只能提建議,選擇權在家屬,這是醫療倫理,也是醫生自我保護的方式。張征認為,在醫療知識不對等的情況下,讓病人選擇是沒有意義的,“給病人一個明顯的傾向”意味著承擔風險,卻恰恰是王軍對病人負責的體現。王軍常常考慮到家屬的實際情況,比如有病人是異地農保,王軍會建議家屬先在南京處理好緊急的問題,后續治療回到當地,爭取更多報銷。

  張征在急診科拍到的故事少有皆大歡喜的結尾,這跟送往急診的重癥患者里老人居多、癌癥晚期居多有關。搶救室讓他感到壓力,到處都是冷冰冰的機器,24小時亮著的燈光,醫生忙碌穿梭的身影和匆匆來人又匆匆空去的病床,如果不看時間,在急診室里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,但每時每刻,這里都有生命在流逝。

  起初,拍攝團隊駐扎在離醫院很近的賓館,等待電話通知,然而,團隊決定調整辦法,蹲守在醫院門口,等待救護車到來。為了抓到全過程的鏡頭,張征安排了四個機位,一臺跟著王軍,一臺在大門口守著救護車,還有兩臺在搶救室嚴陣以待。

  為了塑造豐滿的醫生形象,總導演張建珍定下的方案是,要從三個層面敘說人物,一個是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系,這是最重要的關系,一個是醫生的同事關系,再一個是醫生的家庭生活。張征猶豫要不要加入王軍生活化的一面,卻擔心這部分內容會造成整個紀錄片環境氛圍的割裂。

  最終,他選擇放棄,讓急診室保留本來的面貌。令張征印象最深刻的是,腸梗阻家屬決定放棄手術那一刻,王軍回過頭看他,說著放棄了放棄了。那時已經是11點,距離病人送來已經過去了五小時。

  加班是紀錄片里很多醫生的常態。拍攝鼓樓醫院心臟外科王東進大夫那天,他做手術到凌晨1點多,兩臺手術一共做了14個小時。河南省人民醫院朱良付主持該醫院的腦卒中綠色通道,需要保持24小時暢通,下班時間醫院來了病人,他總是騎著自己的小電驢第一時間趕到醫院。

  鏡頭背后折射的是普遍現狀。《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》表明,有23.6%的醫生從來沒有休過年假,而40%的醫生每天睡眠時間不足6小時。中國醫院每天需要接待患者2000萬人次,在這樣高密度的人流量背后,醫生超負荷工作變成了常態。

  面對高強度工作,王東進說:“心臟外科必須得身體好,身體不好,站臺站不住就會被淘汰。”朱良付說:“我不能死,我們差不多要用25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培養出一個我這樣的主任醫師,如果我要是死了,就是浪費國家資源。”

  朱良付每天跑步五公里,每天寫日記,反省自我。“對自己要求很嚴格,像一個修行人一樣。”讓跟拍導演柳亞觸動很大的是他的一句話,他說:“你認為醫生對家屬好,醫生關心病人,這個都不是很高的層次。醫生是在關心病人,但是醫生一旦上了手術臺,對,就應該把病人當狗一樣去治。這句話什么意思?你不要有情緒,所有的情緒都是對你真正治療結果的一種干擾。所以手術臺上那個人不管是一個你素不相識的人,還是你自己的親爹,還是縣長,你要一視同仁地去,只是把他當成一個病人去治,只有這樣的醫生才是真正的一個好醫生。”

  2018年影片成片,紀錄片發起人之一、《健康報》社副社長肖景丹心里犯嘀咕,“這是不是也太平淡了”。 紀錄片回拍攝地鼓樓醫院搞了一個首映式,請醫護人員看。肖景丹在播放中經常回頭,擔心觀眾走掉,但是醫生護士們都看得很投入,直到片子播放到最后,她擔心的事也沒有發生。

  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0年第6期

  聲明:刊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稿件務經書面授權

【編輯:蘇亦瑜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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